如果换做是我的话，我几乎会做与他们完全相同的事情。——达利欧

中美关系太重要

有不少人告诉我撰写这篇文章的风险：美国正与中国进行着某种摩擦与角力，双方都情绪高涨。说中国的好话，许多美国人会生我的气；当我谈到有关中国的批评时，中国人会生我的气。双方不认可我一些观点的人会迁怒于我。

但是，我不能因为担心遭到报复而不敢公开发表我的观点，因为美中关系太重要且极具争议。不诚实地谈论这种话题会有损我的自尊。

△1984 年达利欧首次来到中国

这项研究是我迄今为止 36 年来所做的结果的一部分。

克服对中国的偏见

我在过去的近 40 年中与中国有着许多直接的经验，我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历史和经济研究。因为我需要宏观经济方向上下注，这个视角让我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使我对中国有一些不同寻常见解。

我敦促那些没有在中国花费大量时间的人摆脱对旧的“中国”的刻板印象。盲目和近乎暴力的忠诚以及媒体扭曲阻碍了人们对不同的观点的周密探究，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可怕标志。

明确地说，我没有意识形态倾向，也不做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择。我很实际，就像医生一样，医生通过逻辑来对待事物。

中国历史的大视野

任何想基本了解中国的人都需要了解中国大约 4000 年历史，其中不断重复的模式，和从中提取得到普世原则。

中国文明以其高度文明的行为，距今已有 4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除了 1840 年左右到 1950 年左右急剧下降之外。在 1950 年，它开始重新崛起，起初缓慢然后非常迅速，重新获得了其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帝国之一的地位。

在过去的 1400 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朝代都非常强大，文明且繁荣。中国拥有最大的领土扩张范围，统治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同时拥有极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然后在 1800 年代初期到 1900 年代上半年，中国实力衰落，而欧洲国家（尤其是大英帝国）实力增强。从 1800 年左右到最近，亚洲的财富和权力逐步转移到了欧洲，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一次的财富和权力转移。这种演变和这段历史所提供的教训在中国人的心中非常重要。

这些朝代大周期通常持续约 300 年。这些历史中蕴藏着许多教训。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学习历史以汲取经验教训，以帮助他们计划未来并处理眼前的事件。相信我，从这些历史中汲取的教训现在正在指导中国的决策。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

中国人更懂历史和哲学

对历史不间断的研究如何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相对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美国只拥有大约 300 年历史，而且大多数美国人对历史和历史研究的兴趣不大。对美国人来说 300 年是很长的时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最近的事。尽管一场革命或一场战争会颠覆我们的体系，这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人已经看到他们一直在发生，而中国人已经研究了他们为什么会发生）。

大多数美国人关注特定事件（特别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但大多数中国人看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尽管美国人为目前的需求而战，但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制定如何在未来达到目标的战略。由于这些不同的观点，中国人通常比美国人更具有思想性和战略性，而美国人则更加冲动和战术。

我还发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具哲学性。关于现实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的哲学融入了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历史和由此产生的哲学，最重要的是其儒教、道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相比于美国的历史及其犹太基督教、欧洲哲学对美国人思想的影响。

中国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学习历史。例如，毛泽东，像其他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一样，是历史和哲学读者。一位尊敬的中国历史学家告诉我，毛泽东读了无数次《资治通鉴》（这是一部长达 294 卷的中国历史志，涵盖了大约 16 个王朝和 1400 年的中国历史），还有更长篇的《二十四史》，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他最喜欢的书是《左传》，它以“理性的写实风格” 聚焦于政治，外交和军事事务。因为《左传》提供的经验教训与他正在遇到的情况高度相关。我建议您阅读《实践论》和《矛盾论》，这里有他对一些主题探讨的语录汇编，我只有时间略读，但印象深刻。这本书非常有趣且丰富，内容与今日息息相关。

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和更深入的研究，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感兴趣于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谋求发展，相比之下美国人更愿意寻求快速的成功，也就是说，中国人更加具备战略性，美国人更加有战术性。

中国人最关注百年的历史长度（因为这是一个好的王朝可以持续的时间长度），他们了解典型的发展过程有数十年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他们做好了计划。

例如，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第一阶段是革命发生，赢得国家控制权，权力和机构得到巩固的时期。第二阶段发生在邓小平及其继任者领导下，在不威胁领先的世界大国（即美国）的前提下，建立财富、权力和凝聚力。第三阶段是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将中国推向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的阶段。

我并不是说这个过程是完美的，不是说他们没有导致挑战的分歧。我要说的是，他们有更长期、基于历史的观点、以及规划视野，他们把这些划分为更短期的计划和运作方式，通过遵循这种方法，他们已经出色地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我把过去的 500 年看作是近代历史，最相关是近 100 多年，从这个角度看，非常有助于预测事件如何发生，并让我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和几年中如何定位。

中国经验

在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是犹太基督教主义，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主要的思想家是儒家、道家和法家，直到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融合。从历史上看，最受欢迎的搭配就是皇帝最喜欢的搭配。皇帝通常会研究中国历史，看看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并提出自己的偏好，将它们付诸实践、学习和适应。

⑴ 儒家思想寻求通过让人们知道自己在等级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知道如何很好地扮演角色来实现和谐。

⑵ 法家主张专制领导人尽快征服和统一“天下”。它认为，世界是一个“杀或被杀”的丛林，皇帝的中央政府的力量和对它的严格服从必须存在，而皇帝/政府不能给人民太多的仁慈。

⑶ 道教教导说，自然规律和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最重要的。道家认为，大自然是由对立的事物构成的，和谐来自于良好地平衡了它们的阴阳。

其中，儒家思想和新儒家思想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通常还会加入一些法家思想。直到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得到中国的青睐。

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核心区别在于，美国人将个人放在首位，而中国人把家庭和集体高于一切。过去的几百年，中国人以父母经营家庭的方式来管理国家——自上而下，保持高标准的行为，将集体利益置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孝顺尊重层次结构中的人员，以便系统有序地工作。

“国家”一词由“国”和“家”两个字符组成，代表着如何看待自己在照顾国家/家庭中的角色，就像严格的父母一样。因此，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政府是自上而下运行的（就像一个家庭），为集体而优化，而美国的方法是自下而上（例如民主）而运行，并且是针对个人的。

历代以来，中国境内发生过许多暴力战争，在境外并没有很多。中国境外的战争是为了建立中国的相对实力、安全和贸易，而不是为了占领。学者们认为，中国缺乏在中国以外的显着扩张是因为中国的土地面积如此之大，以至于对其进行控制已经绰绰有余，他们更愿意通过隔离保持自己的文化纯洁。与征服并占领其他国家的其他大帝国不同，中国占领遥远的国家相对罕见。

如果中国更强大，那么实力较弱的国家通常会以礼物和恩惠向中国表示敬意，作为回报，它们通常会得到和平的保证、对其权威的承认和贸易机会。这些从属国家通常保持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国家的管理没有受到干涉。

帝国的兴衰

尽管顺序不同，中国和其他帝国的衰落和崛起的背后，有着相同的力量。

八大力量有教育、创新和技术、竞争力、军事、贸易、产出、金融中心和储备货币地位，这八个权力的最低点出现在 1940-1950 间。从那时起，大多数力量——最明显的是经济竞争力、教育和军事——都在逐步提高，直到 1980 年左右，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贸易开始起飞。从那时起直到 2008 年左右，增长非常强劲，债务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

中国现在在贸易、军事、创新和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且相对实力正在迅速增长。尽管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度经济竞争力，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改善速度正在放缓。与此同时，在储备货币和金融中心方面，中国仍处于落后地位。

虽然中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远低于美国的平均教育水平，但中国的高学历人口总数明显高于美国。例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总数大约是美国的三倍(见下表)。与此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教育的平均质量水平并不高，尤其是在大学阶段。例如，只有一所中国大学——清华大学 (排名第36 ) 进入了世界前 50 名，而美国有 29 所大学。

1800 至 1949 年长达 100 多年的大衰退——在中国亦被称为“耻辱的世纪”——是一个由许多典型问题相互交织、逐渐自我导致化衰退并最终导致大周期衰退的经典案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段历史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观念——例如，马列主义视资本主义为一种允许企业通过帝国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体制（正如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满足资产阶级富人并压榨无产阶级劳动者。毕竟，在过去的 100 多年里，这真实的发生在中国。

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的看法同我个人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二者都是正确的。因为我身处的资本主义制度给予了我和绝大部分我了解的人，包括全世界的移民在内，巨大的机遇——美国是一个公平也充满机遇的地方，一个人可以学习、贡献并获得无限制的回报。

当我从个人视角和他人视角同时审视资本主义时，我意识到开放的思想和充分思考后产生的分歧是通往真理的必经之路。这驱使我去了解马克思主义，并让我从哲学的角度更好的理解其拥护者。

进入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渴望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马列主义，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对经济学感兴趣的资本主义者，我需要更好地理解它。

在我研究它之前，我假设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功能失调的资源分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理论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由于缺乏创新和高效的激励机制，无法产生很多产出。我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我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人，他的思想值得我们更好地理解。理解这种哲学很有吸引力的过程促使我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进化是如何发生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是指对立的事物如何结合在一起并产生变化，“唯物主义”是指一切事物都有一种物质的（即物理的）存在，并与其他事物以一种机械的方式相互作用。马克思鄙视那些与现实没有联系的理论。

简而言之，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产生变化的体系，是一种观察事件演化，并通过观察和影响对立的矛盾来影响事件发展进程的方式。矛盾促使了斗争，当矛盾被解决，进步就出现了。马克思的意思是它适用于一切。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突中所体现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只是众多此类冲突中的一种。

到目前为止，这听起来对我来说是正确的——比如：①矛盾/对立会产生斗争；②并且“阶级”之间的斗争表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上。我认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是推动历史的三大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我相信帝国兴衰背后的三股最强大的力量是：①货币/债务/资本市场周期；②财富差距/机会/政治周期；③挑战现有力量的外部力量周期。

用他的话说，在 1930 - 45 年期间这些力量都在下降/冲突阶段的周期里，导致世界各地的革命和战争，以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的冲突，从而形成了 20 世纪的格局。

马克思所指的这些力量是影响中国的重要事物。正如往常一样，这些衰落的力量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国内和世界秩序开始出现。更具体地说，这场外部战争于 1945 年结束，随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外国军队离开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中国发生了内战，这场内战在 1949 年结束，并产生了一个新的国内秩序。假设你身处 1900- 1949 年，想象自己读马克思的著作。你会有所感悟。

就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言，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一些严格的法家思想都是这个混合体的一部分。注意，所有这些都强调了解一个人在等级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的重要性，并以指定的方式扮演的角色，所以这种方式是根深蒂固的。

从 1949 年到现在的崛起

虽然有点过于简单化，我们可以把中国从 1949 年到现在的演变看作是三个阶段：㈠ 1949 年到 1976 年；㈡ 从 1978 年直至 2013 年；㈢ 从 2013 年到现在。

简而言之：

• 从 1949 年到 1976 年，①巩固了政权、② 建立了中国制度、治理和基础设施的基础、③ 管理中国。这个阶段实行计划经济。

• 在 1976 年至 1997 年之前，中国转向了一种更加集体的领导模式，对外开放，引进并发展了市场主义实践，在金融和其他方面变得更加强大，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威胁。与美国建立共生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是有益的。在经济上，两国关系是共生的。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财富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多的人对流向中国的就业怨声载道，并且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债务扩张，包括中国。再加上中国的发展开始变得更具竞争性，两国关系开始发生改变。

• 2013 年之后，中国变得更富有、更强大，而中国本身也变得负债累累（尽管它的债务是国内债务）。加快经济改革，在积极改革经济的同时应对债务增长的挑战，支持领先技术建设和全球化。加积极地缩小教育和财政条件方面的差距，保护环境和巩固政治控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在特朗普(一个主要靠吸引失业者而当选的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当选总统，引致当前类似于日本和德国崛起挑战既有权力大国的 1930 年代。

▐ 第一阶段：1949 年至 1976 年的基础建设

1949 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迅速修复了交通和通讯系统，并将银行系统收归国有。政府将大多数企业国有化，并将农业用地分配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人。它还创建了“教育、科学、技术和公共卫生”的“公共机构”。这些保障每个人基本收入和福利的措施被统称为“铁饭碗”。这些变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经济，但除了用使命来激励员工积极行之外，其他激励非常少。中国大陆摆脱外国人，并建立基本的治理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朝鲜半岛分裂，苏联影响北方，美国影响南方。美国与联合国一起，对朝鲜的入侵做出了回应，将其军队投入战斗，然后将战斗带到位于中国边境的朝鲜。中国不能让美国在自己的边界或领土上，所以中国必须战斗。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对边界上的敌人非常敏感。抗美援朝的胜利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领导人“最钢讲话”与朝鲜战争秘辛）。

从 1949 年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 1976 年，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约为 6%，平均年通货膨胀率在 1-2%，获得了约 4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仍然贫穷。

1976 年意义重大，中国面临第一次代际变革。

1978 年，最重要的政策都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改革”和“开放”。改革意味着“市场改革”，这意味着利用市场化来帮助资源分配，从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而“开放”意味着与外部世界互动，以学习、改进和发展贸易。这使得中国开始把市场经济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并对外开放（《枪炮、病菌与钢铁》和邓小平的惊人远见）。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接受一切事实，即“实事求是”。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矛盾。

政府观念的连续性和合法性，在进行大的改革以使中国富强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共存对中国来说显然是正确的。

1984 年，我第一次与中国直接接触。从那以后，我的直接接触，以及我所接触到的事实，影响了我的观点。因为我不想失礼，我也不会传递我认为那些给我消息的人不愿意让我公开的信息，而且我也不会提及任何在世的人的名字。

1984 年，受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CITIC) 的邀请，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向他们解释世界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中国当时非常贫穷落后。但是我立刻明白它的人民聪明而且文明。在这方面，它不像我以前习惯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因为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人们根本不了解或无法获得外界拥有的东西，并且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消极的系统中工作。

我很清楚，消除这一障碍只是刚刚开始，这自然会使得经济水平趋向一致，就像水会在没有约束时自然寻求相同的水平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正在发生的变化。我记得我当时在中信的“巧克力大厦”十楼演讲，通过窗户指着两层胡同（贫困街区），并告诉我的听众，胡同不用多久就会消失，摩天大楼很快就会代替它们。他们不相信我，并告诉我：“您不了解中国”，我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开放带来的经济套利的力量。

在具体管理上，决策人员仔细询问我很多细节，比如新加坡机场的运行方式（例如乘客要等多久才能拿到托运行李）、新加坡如何取得了这样出众的成就、中国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结果。

很多年以后，我有机会邀请李光耀到我家。在那次晚宴上，包括其他贵客在内，我们问他对当时不同领导人的看法、他对过去的伟大领导人的看法、以及使他们伟大的原因。他认识过去 50 年时间中的大部分伟大的领导人，并且也是这 50 年中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以远见著称的李光耀

中国继续开放并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加市场经济。2001 年，美国与 80% 的国家的贸易额超过了中国。现在，在大约 70% 的国家中，中国是比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

这个阶段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时期。新兴国家（中国）可以从领先大国（美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它们以共生的方式工作，直到新兴大国变得强大到足以威胁领先大国为止。

更具体地说，1978 年至 2008 年是中国快速增长的时期，其原因是：1）世界仍处于大循环的和平与繁荣阶段，在这个大循环中，全球化和资本主义被广泛接受为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2）同时，1978 年之后，中国转变为运行良好的“市场”和开放政策。这使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吸引了很多外国资本，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国和巨大的储蓄国。

▐ 第二阶段：2008 年之后冲突的出现与全球化的终结

传统上，由债务增长所资助的繁荣时期会导致债务泡沫和巨大的贫富差距。泡沫在 2008 年破灭（如 1929 年），因此世界经济萎缩，美国中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其他人受到伤害（如 1929-32 年），利率被降至 0％（如 1931 年），这还不够宽松，所以中央银行在 2008 年（如 1934 年）印制了大量货币并购买了许多金融资产，这带动了大多数国家的金融资产价格从 2009 年开始上涨（如 1933-36 年），那些拥有金融资产（“富人”）的人比“穷人”占有更多的利益，因此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例如 1933-38 年）。就在这一时间，那些正在全球化中迷失的“穷人”，特别是那些看到自己的工作被移民所取代的人，开始与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们抗衡。通常，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与巨大的贫富差距相吻合的时候，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一如 1930 年代。那时，新兴大国向主要世界大国发起挑战的威胁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和平、繁荣和全球化的时代开始减弱，一国之内和一国之间的富人与穷人之间、新兴国家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冲突时代开始了。

▐ 第三阶段：2012 年至今成为世界大国的阶段

2013 年之后，制定计划的过程包括许多集思广益的会议，讨论哪些政策和计划最合适。我很幸运地参加了其中的一些对话，他们就如何应对许多困难和敏感的情况进行了坦率的对话，包括如何应对腐败，过多的债务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

这些决策者显然认为，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即，转向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包括减少对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的支持，减少对产生不良贷款的实体提供的保护），必须大力清除腐败，加强法治。

从那时起，我就仔细研究了他们的财务和经济状况，有关他们债务的过度增长，影子银行系统的发展和管理，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体系中的脆弱性，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与美国的其他争端和合作，以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

我发现，当我全面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所有考虑因素时，我几乎总是会奉行他们所遵循的相同政策，因为这种情况的机制需要这些对策。

就经济和市场而言，中国积极奉行改革开放市场和经济，控制和管理债务增长，更灵活地管理货币，特别是在中国想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行业中支持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导向的政策，建立由发达的监管机构制定的明智法规，在未来的技术和行业中建立其能力，扩大经济利益，从而将其扩展到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和人民那里，控制环境污染（下一次浪潮：第三次农村大变革）。

它完成了许多与这些目标一致的工作。尽管如此，一些人是不这样认为：⑴ 它们在其他措施收紧的同一时间出现，⑵ 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不及一些人的预期，⑶ 中小型企业的某些支持（例如信贷可用性）不如大型国有企业那样好；⑷ 中国不允许某些外国公司以与在中国的中国公司相同的条件开展业务，⑸ 与主要的储备货币国家相比，中国更多地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控以实现其目标。

但是，提出批评的最大原因是，大多数人不了解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也不了解影响其决策的各种情况以及他们如何权衡。多年来，我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问题，并与中国的主要经济政策制定者进行了多次讨论，从这个信息充足的角度来看，可以告诉你，如果换做是我的话，我几乎会做与他们完全相同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我能比大多数非中国观察者对中国人在经济和市场上的成就更满意的主要原因是，我很幸运能够有机会通过他们的眼光看待事物，并对关于经济和市场的运作机制进行讨论、达成共识。

总结与展望

在过去的 40 年中，中国从孤立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改革”的转变，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产生了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大的影响。

在大多数年份中，这是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经典时期发生的，在那个时期，国家没有受到威胁，全球化与合作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 2008-2010 年左右，之后，随着典型的“大循环”的发展，美国和世界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对抗性和保护主义（麦卡锡的幽灵已在美国上空游荡）。

在过去的 40 年中，根据我的八种力量衡量标准，中国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过渡到了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最重要的是经济、技术、军事和地缘政治。

中国人均产出增加了 25 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 96％ 下降到不足 1％，预期寿命平均增加了 10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大约 80％。中国现在在许多领域显然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要避免中美之间的冲突，和几乎是宿命一样的命运做斗争是很难的。

我知道中国需要尽全力发展，它需要增长，需要繁荣，需要有竞争力。

我知道现在环境是非常不确定的。这之中有些问题会引起争辩和斗争。

这需要双方认识到对方的挑战，并试图互相帮助，缓解对方的担忧。

这对双方都很难，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少一些情绪，多一些思考，思考更高意义上的目标。要意识到战争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另一个更有挑战的选择实际上是更好的途径（拜登与中国“极端竞争”的16字方针）。